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，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。

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，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。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，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，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。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，都无法得到的。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，无可复制的信任，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，更来自于他独特的身世。

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，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。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，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，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，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，被赶出国境。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，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，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。这次政变凶险万状，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，准备随时杀掉他，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，这才有惊无险夺权成功。

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，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，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，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，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。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，这时候的秦国，东面面临着魏国的威胁。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，秦国在对魏国的战争里，连战连败，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。

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，大多没有长远眼光，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，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，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。公元前362年，秦献公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，在忧愤中死去，他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，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。

秦孝公虽然年轻，但是家族的传承，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，他早就了然于心，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，改革的成功与否，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，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。所以，秦孝公在登基后，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，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，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。他很快就等到了这个人才——商鞅。

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，商鞅，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。

商鞅原名公孙鞅，是卫国贵族的后人，在西奔秦国之前，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痤身边做谋士，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。身为相国的公叔痤，许多重要的谋略，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。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，都得益于这段时光。

打个金庸小说里的比方说，商鞅就好比是少林寺烧火的火工头陀，多年来耳濡目染，竟融会贯通了一身绝世武功。

从师承上说，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，对李悝的《法经》非常推崇，并且精心研究，在漫长的思考中，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。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，真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！

然而商鞅来秦国之前，有两个偶然因素，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。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痤，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，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痤的推荐，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，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老糊涂了，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。第二个意外，是老谋深算的公叔痤生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，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，因此劝说魏惠王，如果你不肯用商鞅，就一定要杀了他。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，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，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。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，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。不用也不杀，任他自谋生路去了。

这两个偶然，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：第一，经过在公叔痤身边数年的锤炼，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，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，早已做到料事如神，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。第二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，以他看人的眼光，即使听了公叔痤的话重用商鞅，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，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，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。所以这时期的商鞅，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，也是情理中的事情。

在当时的六国里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，齐国是宗族当道，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，自然是去不得。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，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。所以，秦国，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。商鞅，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。

公元前361年，商鞅来到了秦国，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，经过三天的攀谈，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。公元前359年，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，任命商鞅为左庶长。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，从此开始了。

循序渐进的改革